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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一整个世代的情绪?张铁志:让小说是小说,也是真实历史

发布时间:2020-07-02   浏览量:238   

 

如何写出一整个世代的情绪?张铁志:让小说是小说,也是真实历史

文/ 张铁志

非虚构写作的力量:三本书如何改变了新闻与文学

1968 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暗杀,占领,抗议,死亡,文革,黑权,「白色专辑」(White Album),或者,「想像力夺权」。

世界在那之后不太一样了。

除了音乐、电影、艺术,在新闻写作和文学领域也在那一年出现新的力量,人们称之为「新新闻」(New journalism)。

那一年同时有三本书出版,分别是:琼迪迪安(Joan Didion)的文集 《向伯利恆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汤姆伍尔夫(Tom Wolfe)描写作家肯克西(Ken Kesey)和其伙伴们推广 LSD 迷幻药的 《刺激的迷幻体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以及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描写五角大厦前反战游行的书 《夜晚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

这三本书都用文学手法进行非虚构写作的新闻报导 ,他们不仅挑战了新闻写作这门技艺的传统,也改变了文学的想像。而这三位作者都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但他们在中文世界的讨论与关注度也都很低)。

面对一个激烈摇晃的时代,人们需要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来捕捉与诠释时代的不安

0.

很难说「新新闻」的起源是从何开始,因为以文学手法进行新闻报导是早有的传统。

远的不说,乔治欧威尔在写出《1984》前就以文学笔法描绘西班牙内战以及英国底层人民的故事。

属于杂誌界皇冠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誌长期有小说诗歌也有新闻报导,其记者如赫希(John Hersey)和 Lilian Ross 等人也长于以小说笔触进行新闻报导,他们在四五○年代的作品对后来的新新闻作者影响尤 大。1946 年 8 月底,《纽约客》发表 赫希的一篇长篇报导,透过六个广岛人的故事叙述与反思原子弹爆炸对这个城市造成什幺样的灾难性悲剧,文章名称就叫「广岛」(Hiroshima)。《 纽约客》以整本刊出此文,杂誌一天内销售一空,几个月后出版成书,至今卖出超过三百万本。此文被称为二十世纪杂誌史上最着名的文章。

另一篇影响深远的作品是由小说家卡波提(Truman Capote)採访一桩谋杀案,先是 1965 年在《纽约客》杂誌连载,而后以《冷血》(In Cold Blood)之名出版成书。 卡波蒂形容自己的作品是「非虚构的小说」(non-fiction novel)。

除了《纽约客》,《君子》杂誌从五十年代末积极培养记者以文学的语言、对细节的描述,来进行特稿的撰写。1960 年,他们邀请知名小说家诺曼梅勒去採访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写下一篇传世文章:「超人来到超市」(Superman Comes to the Supermarket)。这篇文章迴响巨大,尤其是在新闻界,所有人都在问 :我们看到了什幺?

根据梅勒的说法,他对新闻写作的贡献就是提供一种十分个人化的报导风格。「我的直觉是,现在新闻的问题就是记者都试图伪装是客观的。」

也是在 1960 年,《君子》杂誌刊登出另一篇文章,其作者也将成为新新闻的代表人物:Gay Talese。他原是纽约时报记者,偶尔帮君子写杂誌特稿,几篇人物报导如音乐人法兰克辛纳屈与棒球选手 Joe DiMaggio,都在史上留名。

其实, 美国从五○年代以来可以说是文化杂誌的黄金时代,到了六○年代又有各种地下刊物涌现(被视为另类报纸始祖的《村声》杂誌就是五○年代诞生、六○年代大放光彩),再加上 1967 年创办的《滚石》杂誌,和 68 年创办的《纽约》杂誌(New York)(这杂誌从作为报纸的週日增刊起就是新新闻的重要推手),这些刊物一起创造了一个有别于正统新闻的写作传统,并且光彩夺人。

所谓「新新闻」强调的是把作者个人主观感受置入报导中,而非像传统新闻强调客观性。 伍尔夫在 1973 年合编了一本书就叫《新新闻》(The New Journalism),集结了这个文类的主要作家,成为新新闻的宣言。伍尔夫个人认为新新闻和传统新闻报导主要有四个不同:

在实际的方法论上,他主张 「浸透式报导」(saturation reporting),亦即记者要长期观察他的报导对象,「时间要长到当重要事件发生时,你人就在现场。」 这和深度报导或调查报导不同,因为后者意指直接访问各种消息来源,却不是浸透。

伍尔夫更将新新闻主义的非虚构写作对立于当时的虚构性文学。他认为他们这批人的精神近似成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文学巨擘如狄更斯、佐拉、巴尔札克, 都是以写实主义的方式描述他们所处的社会 ,但他们同代的文学作者却都太向内看,与社会不相干。因此「新新闻」得以成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文学想像。「当小说家扬弃社会写实主义时,他们也失去了写作技巧的某些关键技艺。」

「新新闻主义记者从未幻想他们帮杂誌或报纸写的文章可以进入文学世界、製造混乱,挑战小说作为文学界最高皇冠的荣耀⋯⋯」但他们却做到了。

他深信的是:「没有什幺比现实更能激发想像。」 当然,这个现实在 1968 年尤其剧烈。

1. 琼迪迪安(Joan Didion)

「事物正在崩解,中心不能维持。」

三十出头的记者迪迪安在一篇文章中先引用了一段叶慈(W.B. Yeats)的诗句。

接着,她描述了一个到处都有破产告示、报纸上经常出现随机杀人的国度:「青少年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蜕下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一如蛇的蜕皮⋯⋯人们在失蹤。小孩在失蹤。父母在失蹤⋯⋯」

这不是一个正在革命的国家,而是 1967 年的美国。

1967 年的春夏之交,迪迪安和一名摄影记者来到旧金山的海特——艾许伯里区(Haight-Ashbury),这里是嬉皮文化的集中地,许多年轻人从各地头戴着花朵来到这里,追求爱与解放,还有迷幻药。但一个理想乌托邦正转向崩坏。

那是迪迪安进入杂誌记者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她出过一本没有太大迴响的小说,但在媒体写的深度特稿却受到不少注目。

她在旧金山这个区域看到世界的倾斜,遇见了很多流浪的灵魂,写下了这篇文章《向伯利恆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这些文字所诉说的不只是嬉皮文化,而是整个美国道德和文化的混乱,社会规範的崩塌。在文章最后,迪迪安写到她遇到一个五岁女孩苏珊,她妈妈正在让这小女孩使用 LSD。对她来说,这说明了当时这里的一切。

这篇文章引起很大讨论,不只是她所描写的主题(这已有很多人报导),而是她所书写的方式: 迪迪安融入了那个场景,甚至让人感到她可能随时被那个斑斓迷幻的万花筒吸入,成为另一个漂流灵魂。

迪迪安有多融入呢?

1968 年夏天,在一阵晕眩和噁心之后,她去医院做检查。「现在看起来,那个突如其来的晕眩和噁心,对于 1968 年夏天并非是不恰当的反应。」她在后来写道。

难怪她可以写出一整个时代的情绪。

那一年她结集其他报导文章出书,书名就叫《向伯利恆跋涉》。《纽约时报》评论说:「迪迪安的第一本非虚构写作文集呈现了这几年美国最好的一些杂誌文章。既然楚门卡波帝说这种文类已经是一种『艺术』,也许这本书不应该被认为『仅仅是新闻报导』,而是今日美国最好的散文的展现。」

「我们跟自己说故事,以不断活下去。」这是迪迪安最着名的话之一。

2. 汤姆伍尔夫(Tom Wolfe)

在 2018 年五月过世的伍尔夫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且很少人像他一样对英文的语言有重要的贡献: 牛津英语词典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个例句来自他文章。

出生与成长在加州的迪迪安是于五○年代末期来到纽约开始媒体生涯,来自南方的汤姆伍尔夫则在六○年代初来到纽约,为「纽约论坛报」週日增刊「纽约」版和另一本杂誌《君子》写长篇特稿——这两个媒体在六○年代都是新新闻写作的最主要基地。同时,他也开始树立了一个经典的形象: 三件式白色西装。他一年四季每天都以同样形象出现,年复一年,终生如此。

在短短几年内,他独特的语言如古怪的句型、好用拟声字、非典型的标点符号,大量使用惊叹号,加上深具穿透力的观察,很快成为一名明星记者。

1965 年,他发表一篇报导讽刺当时已是文学界最重要刊物的「纽约客」,批评其编辑是「小殭尸」(Tiny Mummies),震撼文坛与新闻界,引起许多反弹,包括向来低调的沙林杰(《麦田捕手》作者)都写信回应。也在这一年,他结集文章出版第一本书,深受重视。

但他不满足于只是写杂誌文章,想要真正撰写一本书,证明自己是个伟大作家。

在六○年代初出版小说《飞越杜鹃窝》而一夕成名的肯克西(Ken Kesey)在 1963 年组成一个团体「快乐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将一辆旧的校车,涂满炫丽色彩,四处巡迴推广药物带来的迷幻体验。 他们可说是六○年代中期后嬉皮文化和药物文化的先驱。 伍尔夫找到他的故事主角了,因为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个通往新文化的大门。于是,他穿着白色西装,跟着他们四处游走,捕捉他们在药物体验后所经历的奇异旅程。

1968 年,他正式出版这本书《刺激的迷幻体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至今都被视为关于六○年代嬉皮文化起源最好的描述,不论是虚构或非虚构。

英国摇滚乐队 Pulp 主唱 Jarvis Cocker 在本书的 2018 新版序中写道,当他在少年时阅读这本写药物体验的书时,这里的故事就像迷幻药一样让他能用全新方式看待世界。尤其,在这里你看到两个奇妙心灵的相遇:「这个故事是关于那个时代最好的作家如何寻找新的表现方式、新的生活形式,并且由当时最具突破性与实验性的记者来写出。克西与伍尔夫:梦幻组合!」

在 68 年之后,伍尔夫持续写下一篇篇影响深远的报导,不论是杂誌或书,而且都捕捉到複杂的时代精神。八○年代之后,他转向小说,但结合了深度的报导。

伍尔夫主张写作的核心在于 「材料」(material)。他说一个作家有两个选择:使用他手边的材料,或者去发现更多材料,毕竟太少人有足够精彩的生命,可以只靠个人生活经验去写小说。他认为,文学在二十世纪中期迷失了方向是因为作家们认为可以靠百分之九十五的才华和百分之五的材料来写作。但真正的适当比例是: 百分之六十五的材料和百分之三十五的才华。

在 1991 年的《巴黎评论》中,伍尔夫说这世界本来就充满着故事:「我像是小村庄中一个情报搜集者,或者一个从火星来想要了解地球的人。幸运的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想要告诉你他们的故事,那些你所不知道的事。」

3.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相对于迪迪安和伍尔夫两人都在六○年代成名,比他们大一代的诺曼梅勒则在 1948 年就以小说《裸者和亡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声名大噪,接下来二十年也写杂文和评论文章,虽然评价高低不一,但一直是文坛明星。

1960 年,《君子》杂誌给了他一个特别任务,去报导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场大会上,民主党将选出年轻帅气的参议员甘迺迪竞选总统。兼具小说能力与政治评论的梅勒写下独特的观察视角,看到甘迺迪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出现。这篇文章有个有趣标题:「超人来到超市」。

梅勒一直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是却再没能写出如成名作《裸者和亡者》那样成功的作品。1967 年,他出版小说《我们为何在越南?》,评价仍然不佳。几个月后,他被朋友找去华盛顿参加一场反战大游行,一场号称和之前都不同的游行:抗争者们要直冲五角大厦,让整个军事机器无法运作。

游行来了二十五万人参加,他们甚至对五角大厦施法驱魔,但并不能让五角大厦的运作崩塌,多人被逮捕,包括梅勒。

回到纽约后,梅勒把这场游行的过程和对整个反战运动的剖析,在两个月内写成一篇九万字长文,并于 1968 年 3 月的《哈泼》(Harper’s)杂誌以整本刊出,反应非常热烈。几个月后,这篇文章加上另一篇文章 〈五角大厦之役〉 合为一本专书:《夜晚的大军:历史作为小说/小说作为历史》(The Armies of the Night: History as a Novel/The Novel as History)。这个书名直接指出了虚构的小说和非虚构的历史的关係,而这确实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梅勒在一开始时犹豫很久,不知如何下笔,因为他需要更了解整个反文化运动的状态、人际关係和运作方式,于是他和也是运动圈内人的助理去进行了访谈。但他要如何以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来提供运动的全貌呢? 他想到一个独特的叙事方式是,用第三人称来描写自己:小说家梅勒。 如此他既可以全观性的角度来讨论运动,也可以描述主角的内心——这个主角在书中既具有英雄性格,也带有喜剧色彩,他的怯懦、嫉妒心,都被辛辣地表现出来。该书主要是集中于五角大厦的游行,并解剖不同的参与群体:知识份子、学生、激进派与温和派,以及世代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描述之外,他更写下整个美国的徬徨与恐惧,呈现了反战世代的愤怒与焦虑。

其他的新新闻作者虽然有主观视角,但还没有把自己当叙事的重心,梅勒却是豪不遮掩地以自己为历史的主角。这读起来完全是一本小说,但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夜晚的大军》获得美国国家图奖和非虚构类普立兹奖。《纽约时报》书评作者 Alfred Kazin 盛讚此书,并说:「梅勒在这本书的直觉是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形式来书写。而他找到了。」

4.

伍尔夫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接受滚石杂誌採访时这幺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革命就是新新闻主义」。这或许是过于夸张了。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 1960 年中期,当摇滚歌手推翻了音乐歌词的桎梏,这群作家则颠覆了传统新闻报导的陈腔滥调,发动了一场汹涌的文字政变。

当然,「新新闻」或许并不真的新,且这些作家和记者之所被归类为「新新闻」,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都结合文学与报导的这个共通性,而是在于他们打破平庸,建立起属于自己、无可取代的声音。

这是一场必须的革命。因为面对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巨变,必须要有新的文字想像,才能走进风暴的中心,抵达那无人之境。

《想像力的革命:1960 年代的乌托邦追寻新书系列讲座》:
非虚构历史写作如何可能?

如何写出一整个世代的情绪?张铁志:让小说是小说,也是真实历史非虚构写作近年来在台湾的热度慢慢升高,相关讨论与作品也越来越多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本书,便是在 2017 年底出版的 《终战那一天:台湾战争世代的故事》。

张铁志也是长期从事非虚构写作,从写摇滚与社会的第一本着作《声音与愤怒》到书写 1960 年代文化与社会史的近作 《想像力的革命:1960 年代的乌托邦追寻》,都是用文学笔法去书写真实历史。

一本是关于台湾的战争世代,一本是关于美国的反战世代,两本非虚构历史写作可以产生什幺样的对话呢?本场讲座特别邀请到主编《终战那一天》的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苏硕斌与参与本书写作的作家盛浩伟与张铁志一起探讨非虚构历史写作。

尤其,《想像力的革命:1960 年代的乌托邦追寻》其中一章介绍了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重要传统: 「新新闻」(New journalism)。所谓新新闻,是要打破旧新闻的框架,强调以文学叙事手法进行新闻报导,但不管怎幺写,都只有一个準则,那就是:不可以捏造事实 。

关于非虚构写作,张铁志在《想像力的革命:1960 年代的乌托邦追寻》这本书中提到:「这是一场必然的革命。因为面对那个时代社会、文化与思想无可抵御的巨变,必须要有新的文字想像,才能走进风暴的中心,抵达那无人之境。」苏硕斌教授则说:「非虚构写作,透过透过人物角色化、剧情式写作、运用场景、压缩资讯的技巧,除了抹去历史和文学的界线之外,更让广大民众用不同形式了解非虚构史实的美妙之处。」

这场讲座,我们谈在社会的变迁中,非虚构写作如何刺激这个时代;谈这些作品是如何诉说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好让世界不断活下去!

■时间|2019/04/19(五)19:00-21:00
■题目|「寻找我们的乌托邦-系列讲座」​非虚构历史写作如何可能?
■地点|华山文创产业园区 玻璃屋二楼 青鸟书店
■如何报名|採 ACCUPASS 活动通线上报名
■费用|300 元/人,可换《想像力的革命:1960 年代的乌托邦追寻》一书或青鸟饮品券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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